注：此文来自互联网，我觉得写的很好，所以摘录下来。

十二岁，母亲跟外地来的货郎跑了。

父亲把家里种的药材全烧了，拎着酒瓶对我说：“你娘嫌这儿山太深”。

十六岁，我去县里学开挖掘机。

师傅喝醉后常让我钻到车底检修，有次液压管突然泄压，温热的液压油喷了我一脸，右眼灼伤，视力永久受损。

师傅赔了五千，父亲拿走四千，说家里欠债。

二十岁，在矿上开装载机。

洞里永远有滴水声，像倒计时。

二十三岁那年，顶板塌了，埋了六个人，我是唯一被刨出来的。

左腿压在石头下四小时，保住了，但阴雨天疼得像有锥子在钻骨髓。矿主说是我操作不当，给了两万遣散费。

二十六岁，跟人去了非洲修路。

合同写三年，钱多。在刚果河边，疟疾让我在铁皮屋里烧了七天，幻觉里看见母亲在河对岸洗衣服。痊愈后听力下降了三分之一。项目因政变中断，老板跑路，我拿着一张白条和一身伤病回国。

三十岁，用非洲攒的钱娶了媳妇。

她说话有些慢，但会给我纳鞋底。结婚第二年，她在河边洗衣服时癫痫发作，脸埋进浅水里，等人发现已经没了。法医说溺水时是清醒的。她手里还攥着要给我补的袜子。

三十三岁，开始咳黑色的痰。

诊断：矽肺二期，伴结核感染。医生说和矿上那些年有关。我拿着诊断书在医院长廊坐了半天，最后揉成一团扔了。

我开始吃最便宜的抗结核药，副作用让视力进一步恶化。

三十六岁，在建筑工地看仓库。

一场大雨冲垮了临时工棚，我抢出一袋面粉，却弄丢了装药的包。断药后病情反复，咳血。工友凑钱送我去医院，躺了半个月。出院时，包工头说位置有人顶了。

四十岁，回到村里。

父亲已经老年痴呆，常把我认成那个货郎，拿着柴刀追我。一个冬夜，他跑出门，掉进废弃的井里。找到时，身体已经僵了，保持着向上伸手的姿势。

那口井，是我小时候他教我不要靠近的地方。

四十四岁，我把地租了出去，租金一年两千。

在村口支了个修车摊，其实只会补自行车胎。学生们的山地车，我碰都不敢碰。晚上住在父亲的老屋，梁上有母亲当年嫁过来时挂的红布，已经朽成了灰褐色。

四十八岁，咳血越来越频繁。

去县医院，CT显示肺部纤维化严重，心脏也被牵拉变形。医生委婉地说：“没什么太好办法了”。我在医院走廊的充电插座旁蹲了一夜，给手机里仅有的几个联系人发了条 “最近怎样？”。

只有中国移动回了话。

五十一岁，修车摊被一辆失控的三轮车撞烂。

车主是个七十岁的老人，比我更瘦，口袋里只有一把毛票。我摆摆手，自己把砸扁的打气筒捡了回来。那天没开张。

今年，我五十三岁。躺在老屋的床上，需要很努力才能吸进一口气。

肺像两团浸透水的旧棉絮。手机放在枕边，屏幕碎了，很久没响过。昨天，最后一个远方表侄来送了点米，站在门口没进来，说：“叔，你这屋气味不好。”

我望着房梁上那块朽烂的红布，想起液压油喷进眼睛的灼热，想起非洲雨季铁皮屋顶的轰鸣，想起妻子手里湿透的袜子，想起父亲在井里最后的姿势。

这一生的画面没有颜色，全是灰的、黑的，像坏掉的电视雪花屏。

最深的寂静不是没有声音，而是你发现，所有曾让你痛苦不堪的噪音——挖掘机的轰鸣、矿洞的滴水、非洲的疟蚊嗡鸣、父亲追打时的咒骂、自己撕心裂肺的咳嗽——最终都消失了。

只剩下这具破损的身体，在这间充满腐朽气味的屋子里，进行着最后一场缓慢的、安静的崩解。

没有愤怒，没有不甘，甚至连绝望都耗尽了。

就像那台被埋在矿下的装载机，最初还在黑暗里闪着警示灯的微光，最终电力耗尽，所有仪表盘归零，彻底融入黑暗的矿石里，成为地质结构本身的一部分。

而此刻，我的呼吸正变成屋里最响的声音，然后，也会慢慢轻下去，直到连这最后一点动静也消散。

房梁上那块红布，也许会在某个起风的日子，悄然断裂，飘落下来，盖住这一切。